套路贷，顾名思义，是指以套路的方式进行放贷。这里的套路一词，并不是一个为公众所熟知的概念，它的出处是武术套路，就是指形成一个系列武术动作的集成。此后，套路一词中的“套”字被引申为圈套，“路”字被引申为路数，因而套路一词就具有了欺诈的含义。这里的“贷”是指放贷，即向他人发放贷款，套路贷是指采用欺诈的方法向他人发放贷款。从逻辑上说，套路贷的欺诈可以被区分为民事欺诈和刑事诈骗。只有在这种欺诈符合诈骗罪特征的情况下，套路贷才具有犯罪性质。反之，如果套路贷的欺诈只是民事欺诈，则套路贷并不能构成犯罪。然而，套路贷这个概念从其出现伊始，就是专门被用来描述犯罪的。因此，按照约定俗成的理解，套路贷就是贷款陷阱，是指假借贷款而实施的诈骗，诈骗是套路贷的核心意涵。在通常情况下，发生在放贷方与借贷方之间的诈骗都是借贷方欺骗放贷方。最为典型的罪名是贷款诈骗罪和骗取贷款罪，此外还有以借贷为名的普通诈骗罪。然而，套路贷犯罪却相反，是放贷方欺骗借贷方，即以放贷为名行诈骗之实。在套路贷犯罪案件中，被害人在犯罪分子的诱骗下，一步一步地落入陷阱，并且主动配合犯罪分子制造虚假证据，使自身陷于不利地位，最终造成重大的财产损失。套路贷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犯罪分子以民事借贷关系掩盖诈骗犯罪的事实。

套路贷这种犯罪现象最初是在上海、浙江等地出现的。在开始的时候，犯罪分子一般利用民事诉讼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也就是以诉讼诈骗的方式实现虚假债权。套路贷在外观上符合民法上借贷关系的所有要件，因而套路贷的犯罪分子以民事上的合法形式掩盖其诈骗的犯罪实质。此后，这种套路贷现象引起了司法机关重视，因而导致刑事介入。

案例1：瞿某等人套路贷诈骗案

2015年1月24日，在杭某（未成年人）原本只想借款3000元的情况下，傅某、郝某等人进一步诱骗杭某借款4万元，并通过王某、唐某将杭某介绍给被告人瞿某，谈妥由瞿某放贷。次日，瞿某、唐某“空放”高利贷16万元给杭某，杭某当场取现12万元还给瞿某，余4万元交给傅某等人，其中3.5万元作为“中介费”，由傅某、郝某、王某等人分赃花用，杭某实际得款5000元，唐某从瞿某处获得中介费5000元。同年8月10日，瞿某、应某向杭某索要16万元借款及高额利息，胁迫杭某以其名下房产抵押贷款，用于归还欠款。8月下旬，瞿某、应某至杭某居住地，找锁匠，并诱骗杭某从家中偷出房产证，诱骗杭某将房产过户给马某，以马某的名义贷款给杭某。8月28日，瞿某、应某带杭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房价为170万元（后经评估，房产价值为194万元）。杭某在收到马某支付的68万元房款后，于10月21日将房产过户给马某。10月29日，马某与杭某约定房价变更为160万元，支付余款90万元。杭某于当日将90万元转入瞿某银行账户，其余钱款均于房款入账当日或次日以现金方式取款，另于10月2日汇款5.2万元给瞿某。同期，瞿某还先后于2015年8月27日、10月17日转账22万元、42万元给杭某进行资金走账，以对应其让杭某写下的90万元借条数额。2016年2月4日，马某以182.5万元的价格将房产转售给了杨某。

在案例1中，瞿某等人以借款为名，对杭某实施诈骗，使杭某丧失房产。在本案中，瞿某等人的诈骗手法极为复杂，不像通常的诈骗那样直截了当，而是采用了一系列掩盖手段。其中，在第一个环节，瞿某给杭某账户打款16万元，却要求杭某将12万元取现，返还给翟某，这就是所谓的虚假走账，为日后追债留下证据。杭某得到4万元以后，又以支付中介费的名义交给傅某等人3.5万元，自己只留下5000元。也就是说，杭某以高息借款16万元，但实际只到手5000元。对于一个具有正常理智的人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那么，杭某为什么同意呢？原来，瞿某等人利用了杭某的年幼无知进行了诈骗。涉世未深的杭某始终认为，自己是未成年人，拿到5000元，是不用负法律责任的，由此一步一步地落入了诈骗的陷阱。这种针对未成年人的诈骗，在日本刑法中被称为准诈骗罪。《日本刑法典》第248条规定：“利用未成年人的知虑浅薄或他人的心神耗弱，使之交付财物，或者取得非法的财产性利益或使他人取得的，处10年以下惩役。”这里的“利用未成年人的知虑浅薄使之交付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就是专门针对未成年人被诈骗的情况所作的规定。准诈骗罪的特点不仅仅在于诈骗对象是未成年人，还在于行骗者利用未成年人的知虑浅薄实施诈骗。如果行骗者虽然针对未成年人实施诈骗，但并未利用未成年人的知虑浅薄，而是直接通过“欺骗他人”的一般行为使未成年人基于错误而实施交付行为，那么，由此取得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的，仍成立（普通）诈骗罪。从本案的情况来看，在初次借款时，杭某只有16岁，其对此后发生的走流水、支付中介费、支付借款利息等金融行为的真实含义完全不懂，任由傅某、瞿某等人操纵，根本就不具备正常的金融借款能力。因此，本案被告人对杭某实施的诈骗属于典型的利用未成年人的知虑浅薄所实施的诈骗，被告人触犯的是一种准诈骗罪。当然，我国《刑法》对诈骗罪并没有作如此细致的区分。而且，在本案中，杭某转让房产的行为发生在其年满18岁以后。在杭某获得借款5000元的7个月后，瞿某等人找到杭某，以16万元借款利滚利已达90万元为由，逼迫杭某还款。在杭某无力偿还的情况下，被告人诱使杭某以自己名下的房产进行抵押贷款，一部分钱款用于归还欠款，一部分钱款用于由翟某帮助放贷，赚利息赎房。另外，8月下旬，瞿某便伙同应某，找好锁匠，陪同杭某从家中偷出藏在大橱抽屉中的房产证，交予瞿某。瞿某等人先找P2P、小额贷款公司帮杭某办理房产抵押，而在操作不成的情况下，瞿某又进一步诱骗杭某将房产卖给马某，与马某约定160万元的房价，并于8月28日带杭某去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据杭某称，瞿某全程不让其看合同内容，就让其签字。期间，杭某所得的158万元房款除用于支付中介费、税费外，均被取现、转账给了瞿某。瞿某先后于2015年8月下旬、10月中旬转账22万元、42万元给杭某进行资金走账，以此对应其让杭某写下的90万元借条，之后，杭某又将其全部取现，交还给瞿某。2015年10月上旬和10月中旬，瞿某让杭某先后汇款5.2万元、90万元给自己，由此，杭某还清了所谓的欠款。2016年2月上旬，马某以180余万元的价格将房产转卖给了杨某，当杨某要求入住时，杭某及其家人才发现瞿某当时归还的房产证是假的。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套路，它让杭某一家失去了一套房子。对于本案，检察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瞿某、应某、唐某相互结伙或结伙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他人财物，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最终，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判决瞿某等人犯诈骗罪，判处四年至十三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相应罚金。

除了骗取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等防骗能力较弱的特殊人群的财物以外，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利用套路贷方式骗取普通人财物的案件。在这种情况下，2017年10月23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加大审判工作力度，依法严惩“套路贷”犯罪的工作意见》（以下简称《工作意见》）。《工作意见》对套路贷的概念和特征进行了初步归纳，指出：“‘套路贷’通常打着‘小额贷款公司’的幌子，采用虚假宣传、降低贷款门槛、隐瞒实际资费标准等手段，诱导被害人陷入‘借贷’陷阱，并以各种非法手段或者虚假诉讼等方式催讨债务，非法占有被害人合法财产，甚至导致被害人辍学、自杀、卖房抵债等严重后果。其犯罪的主要方式有：一是制造民间借贷假象。被告人对外通常以‘小额贷款公司’等名义招揽生意，并以个人名义与被害人签订借款合同，制造个人民间借贷假象，并以‘违约金’‘保证金’等各种名目骗取被害人签订‘虚高借款合同’‘阴阳合同’及房产抵押合同等明显不利于被害人的合同。二是制造银行流水痕迹，刻意造成被害人已经取得合同所借全部款项的假象。三是单方面肆意认定被害人违约，并以此要求被害人立即偿还‘虚高借款’。四是恶意垒高借款金额。在被害人无力支付的情况下，被告人介绍其他假冒的‘小额贷款公司’或者‘扮演’其他公司与被害人签订新的‘虚高借款合同’予以‘平账’，进一步垒高借款金额。五是软硬兼施‘索债’，或者提起虚假诉讼，通过胜诉判决实现侵占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财产的目的。”这一针对套路贷的规定，揭示了套路贷的主要特征，即签订虚高借款合同等明显不利于被害人的各类合同，制造银行流水，单方认定违约，利用不利于被害人的合同提起民事诉讼等。

2017年10月25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公安局颁布了《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的工作意见》（以下简称《工作意见（二）》）。相对于《工作意见》，这一仅仅在两天后以上海市政法三部门名义颁布的《工作意见（二）》具有更大的权威性和指导性。《工作意见（二）》强调，对“套路贷”刑事案件的定性，要结合案件的本质特征从整体上把握，“套路贷”犯罪的主观目的是非法侵占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的财产，一般情况下，对其应当以侵财类犯罪定罪处罚。因此，套路贷应当是以诈骗罪为核心的侵财类犯罪，这一定性符合对套路贷的性质的理解。此后，其他地方司法机关也颁布了类似的指导性文件。其中，具有一定影响的是2018年3月18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颁布的《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其引起争议之处在于对套路贷的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套路贷’犯罪时，未采用明显暴力或者威胁手段，被害人依约定交付资金的，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从整体上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被害人财产的诈骗行为，一般可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根据这一规定，只要存在具有套路贷行为的欺骗行为，就可以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种将欺骗行为与非法占有目的直接等同的表述，虽然有利于将套路贷行为认定为诈骗罪，但去除了非法占有目的所具有的独立功能。在财产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是主观违法要素，它是独立于盗窃、诈骗等客观要素之外的构成要件要素。也就是说，对于诈骗罪的成立来说，不仅要考察行为人是否在客观上实施了诈骗行为，而且要考察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是两个独立的审查步骤，若将两者合二为一，则显然违背诈骗罪的法教义学原理，会使民间借贷中的欺诈行为与套路贷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

地方司法文件对套路贷的规定，获得了国家司法机关的回应。2019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颁布了《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使得套路贷概念从地方司法机关的规定正式上升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的规定。《意见》第1条规定了套路贷的概念：“‘套路贷’,是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可以说，《意见》吸收了上海、浙江等地司法机关针对套路贷的规定，并且更加完善。